朱德，在中国著名的十大元帅中名列榜首，中共军史上，“总司令”一职简直可说就是为他专设的。中共建国前的历程，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长期担任最高军职的朱总司令，自然有他特殊的历史作用。而“朱毛”之称，在“亲共”的一方，曾被某些中外人等误以为是一个人；在反共的一方，起码老蒋在同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有过重庆谈判之后，仍旧认为自己的对手是“朱毛共军”。

倒是今天的一些人，对朱德作为一个高级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颇有微词。“作为总司令，一次胜仗没打过。”这句话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之后对朱德的抨击。今天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朱德在军事上是个窝囊废。同时，“朱毛”的历史渊源，使得“朱”在“毛”被否定的今天，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抨击对象。

朱德是民国初年名将蔡谔在云南讲武堂的得意门生，共军之中唯有他是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实际战斗的军人，护国讨袁时已升为中级将领。到了国共争夺天下的时代，与朱德同时代的军人，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一线，其军事生涯之久，别说在共军中，就是在国军中也没几个人可比。

论人品，朱德既不象彭德怀那样威风凌厉，也不象林彪、粟裕那样算无遗策，而是典型的“以德服众”式的人物。贺龙是桀傲不驯的草莽豪强，在南昌起义时地位曾高于朱德。但到抗战时，他对朱德已是心悦诚服，称朱德“的确是个帅才”。这一点从沙汀当年对贺龙的采访录中就可见一斑。张国焘一度几乎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最后与毛泽东不共戴天。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不肯与他合作反对毛泽东的朱德，却从未有一句恶语相加。至于其他军中的将领们，在总司令的长者风范面前，很难想象他们会翘尾巴。即便是林彪，在未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之前，对朱德也从未有过个人的攻击。

从军事造诣的角度看，朱总司令不是出类拔萃之人，但也决不是今天不少人以为的那样“一次胜仗没打过”。朱毛会师时，毛泽东尚未有象样儿的军事阅历，连秋收起义那样的军事行动都不是他指挥的。毛纵是天才，刚生下来也只会尿炕成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总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实际上，红军早期的军事业绩与朱德的指挥是分不开的。那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战疲我打，敌退我追。”是何人最先总结出来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史沫特莱所写的朱德传记《大路》中泄露了这一天机。或许也正是“朱毛”的合作给了毛泽东深入接触军事活动的机会，而使他在后来能够把自己潜在的军事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江西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因党内斗争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基本是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的。而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第四次是历时最短、战果最大的一次。草台岗战役歼灭陈诚十一师，是红军时期歼灭敌军黄埔系精锐的罕见战例。当然，这一战例并不能证明朱德的军事造诣高于毛泽东，但起码可以证明朱德不是那种“一次胜仗没打过”的将领。

毛泽东给朱德的寿联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朱毛”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孪生天才。”

抗战时，江苏的实力派人物李明扬，即“江州二李”中的大李，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军人，以自己与朱德的交情为护身符：“我在这里打塌了，到延安去，玉楷会接待我的！”

二次大战时唯一指挥过中国军队的美军将领史迪威上将，四六年在临终前不久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满洲现在不是打得很厉害么？马歇尔不能在水上行走。想到此恨不能掷下手中的花锄，到中国去与朱德并肩作战！”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朱总司令在当时人们眼中是一种什么形象。

但是，孪生天才中的一个，最终高大得使另一个微不足道了。

为什么林彪会说出“作为总司令，一次胜仗没打过”这样的话呢？从另一方面看看毛泽东对朱德的有意褒扬，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朱德是猪，我毛泽东是猪耳朵上的毛！”

“总司令，你是红司令！”

“你当军长，我当党代表，你是黑司令，那我是什么？”

这些话毛泽东在“九一三”后，公开反复讲过了不少次。眼空四海的毛泽东，如此当面“奉承”党内的同僚，在他的一生中是极为罕见的。反观毛泽东当权之后对朱德的一贯态度，他的这一举止也是极为反常的。但联想一下“九一三”的背景，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毛泽东并不是在真心实意褒扬他历史上的孪生兄弟，而是在向朱德所代表的某种倾向和势力做出一种政治姿态。在林彪的势力瓦解之后，毛泽东需要得到另一派势力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同样道理，林彪春秋中在担任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后，也需要对反对自己的倾向和势力进行打击以巩固新的权力地位。而朱德对军中高级将领的影响力是他人难以替代的，无论要打击还文学是要拉拢这些将领，对朱德这一特殊人物无法回避。在毛、林的行为中，不过是借用朱德个人的形象从事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正反两面的姿态都不是针对着朱德个人而来的。一向没有政治野心的朱总司令，成了别人进行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然而到了今天，有人却把这种历史上的政治手段看成是对历史人物本身的评价，实在是南辕北辙了。

据张玉凤的回忆，朱德去世后举行追悼会的那天，她委婉地探问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不置可否，接着不知为什么突然笑了，自言自语道：“朱毛，朱毛，现在只剩下一个毛了！”毛泽东一生叱咤风云，此时已是孤家寡人，行将就木。两个“孪生天才”共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腥风血雨，到了最终分手之时，做为一个人而不是神的毛泽东会是一种什么心态呢？他那苍凉的一笑之中又饱含多少说不清、道不尽的复杂情绪呢？大概除了“朱毛”本人外，没人能体会得到了。v

Zt:专家视点：工资增速为何远落后于GDP增速？

    工资增速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缺乏创新造成工资收入低下；国家竞争策略关系劳动价值；政府应采取措施扶持劳动者——

中国的ＧＤＰ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７０％，到１９８０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３０年时间；而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３０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１／２０、日本的１／２４。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１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要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通常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加大科技的投入，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另一种则是依靠压低工资，借助传统的技术，粗放式地使用资源，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前者属于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后者则属于非创新型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即资源依赖型，如中东地区产油国家等；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即对外依附型，如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等；还有一些国家在充分吸收别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促进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学术界已把后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目前大约有２０个左右。

在我国，尽管一些企业也追逐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但它们更青睐的是走捷径，结果新技术领域产品一旦投入市场，被仿制、复制的风险相当大。例如，企业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和资金复制出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件、激光唱盘、电影和原版书籍期刊等，但丧失的却是创新精神，恶化的则是创新的宏观环境。在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大多数中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投入，相当多的企业既没有研发投入，也长时间不引进新技术，只是在生产“大路货”的低端市场挣扎。显然，人们不能指望这样的企业会为科技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人们不能不忍受低工资的困扰。

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事实上还与国家采取的竞争策略有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和那些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并没有像他们那样，通过立法人为地压低工资，例如禁止罢工，通过立法强制仲裁劳动争议，限制工会就工资进行谈判等等。而是相反，就法律、法规来看，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难以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目前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者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劳动者自发式的抗争，例如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资本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劳动与资本博弈时，政府扶持劳动者，固然会减少资本的收益，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能在“血汗工资制度”下生存的话，那么它被淘汰出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防止生产过剩的大面积发生，消除无效供给也是必须的。那些资源配置效率低，不能通过技术提高拓展赢利空间的企业，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可以看作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 （王红领/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v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日军第四师团位于大阪的司令部，虽然该部队打仗不行，但司令部却比其他部队的气派得多。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的功劳，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此后，第四师团在日军战线后方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大阪商贩蔑视皇权，不愿充当战争炮灰 。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社会学系大四学生陈秀元很吃惊。他告诉记者，因为退耕还林，现在大寨的梯田上种的都是树，经济发展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旅游业。 
“正如城乡断裂一样，农村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蒋恩铭告诉记者，“这几乎颠覆了我们对农村的传统印象。” 
今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余名师生分成10个小组，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一起，分别在山东、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天津、河南、江苏和广东等地的20个行政村，开展了一项关于新农村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我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整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乡村里的社会分层之清晰，并不亚于城乡分化。 
相差12倍的人均年收入 
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带领的小组来到河南，对著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和它附近的三朱村进行了调查。 
“南街村从1996年开始实行公费医疗，村民按照星级标准报销。”卫生所办公室主任李世洪介绍说，“在南街村看病很方便，村民有病了就来咱这个村卫生所，卫生所看不了的病，咱就去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甚至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一切，只需要拿着村卫生所印制的“南街村村民医疗证”和相关就医证明就行。 而在相隔不远的三朱村，调查小组发现，在他们逗留的两天时间里，村办卫生所的大门一直紧闭着。有村民告诉调查者，在这间只有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只有几样简陋的医疗设备，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也仅限于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至于其他的医疗费用，只能由村民自己负担，村里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其他的医疗保障。

住窑洞还是住别墅？
“在陕北，绝大多数人住的都是窑洞。”社会学系大三学生孟庆延原本以为，窑洞的条件差，人们肯定是迫不得已才会住在那里。“没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居住条件还是挺满意的。” 
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地方政府将“统一规划，集中居住”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许多地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就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个别经济条件好的“明星村”，盖起了一排排小别墅，甚至建起了网球场、高尔夫球场。 
“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不顾农民实际需要进行强制拆迁征地。”调查组师生几乎一致反映，这已经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说法。数据显示，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人们越是对居住条件感到满意(满意率分别为83.9%、75.0%和67.4%)。可从总体上看，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别，但大多数村民对自己目前的居住条件均表示满意。换句话说，改善居住条件并不是眼下农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通过实地调查，我有一种感觉，‘统一规划，集中居住’可能与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生活习惯不相符，如果强制执行有可能损害一些农民的实际利益。”周海燕总结说。

大学生就业难，难的是家境一般的孩子，那些家里有关系的学生却不着急……

　　　　每年一度的高校毕业生求职潮，正出现不容忽视的潜流：就业在一些大学生身上正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代际效应”正挑战就业公平。

　　找工作，家长比孩子忙 　　

　　今年从四川一所知名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的李时康，“就业工程”从四年前就开始了：从他入学的第一天起，父亲李骥的“就业关系网”工程也随之“上马”。 　　

　　李骥开始有意识地结识各大医院的高层人士。有一次，他意外得知本单位领导的小舅子吴某在一家大医院担任药剂科主任，并且很快就要升任副院长。李骥马上行动起来，很快就与吴某一家搭上关系。接下来这几年里，两家人走动得非常频繁。在“不懈”的努力下，今年7月，李时康毕业时，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入了这家大医院。而他的一些同学却仍在艰辛地准备考研或四处奔波求职。 　　

　　2005年寒假，成都市民张一平比往年忙得多，因为孩子要大学毕业了。他和妻子顾不上休息，放弃了自己平时的所有兴趣爱好，发动所有社会关系，像赶场一样每天带着孩子见这个领导、那个能人，以期能找到成功就业的门路。 　　

　　四川省自贡市黄玉梅用“祥林嫂”来形容自己这一年多的生活。去年元旦前，黄玉梅打听到北京一家行业报纸要招聘编辑，平时省吃俭用的黄玉梅马上给女儿订了去北京的机票，并连夜包车把女儿送到成都搭乘飞机。尽管最后女儿没有通过考试，但黄玉梅对付出的这一切并不后悔，“只要是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代际效应”挑战就业公平 　　

　　当一些大学毕业生在父辈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许多令人羡慕的“位置”的时候，那些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却在经历一次次的求职失利。在就业重压下渐渐呈现的“代际效应”，正在挑战着就业制度的公平性。 　　

　　从四川泸州的贫困山区考入四川大学，对于李承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为了顺利读完大学，家中已经背负了近3万元的巨债。毕业找工作的时候，看着有“门路”、家境殷实的同学为就业买手机、制作电子版个人简历等“全副武装”的势头，李承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和他们展开竞争。 　　

　　李承彬对记者说，现在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真正难的是能力普通而家境一般的孩子，那些家里有关系、有背景的同学，找工作根本不着急，从不参加什么“双选会”，而是天天打游戏、睡觉、谈恋爱。

　　警惕大学生求职演变成父辈社会资源的竞争 　　

　　重庆某高校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小杨告诉记者，班里一个成绩很差，连英语四级都没过的学生因为家长在银行工作，竟然也进了一家号称“只招收重点大学毕业生”的银行工作。许多贫困生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父辈和家庭的背景不该荫及本应公平竞争的大学生求职。 　　

　　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联合调查显示，有41.61%的学生已经坦然承认：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去年四川某市曾面向大学毕业生公开招考区县级数百名公务员，据记者与当地人事部门联合问卷调查显示，在录用的公务员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